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

我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

我搞了一些翻译工作，翻译了马克思论印度的几篇论文，翻译了德国女作家安娜&iddot;西格斯的短篇小说。

我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用英文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只完成了一本粗糙的译稿，后来由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拿了去整理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这些工作都不是我真正兴趣之所在，不过略示一下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已。

这远远不能满足我那种闲不住的心情。

当时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员不过5人，学生人数更少。

如果召开全系大会的话，在我那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系主任办公室里就绰绰有余。

我开了一班梵文，学生只有3人。

其余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

我&ldo;政务&rdo;清闲，天天同一位系秘书在办公室里对面枯坐，既感到极不舒服，又感到百无聊赖。

当时文学院中任何形式的会都没有，学校也差不多，有一个教授会，不过给大家提供见面闲聊的机会，一点作用也不起的。

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魏晋玄学》。

我对汤先生的道德文章极为仰慕。

他的著作虽已读过，但是，我在清华从未听过他的课，极以为憾。

何况魏晋玄学的研究，先生也是海内第一人。

课堂就在三楼上，我当然不会放过。

于是征求了汤先生的同意，我每堂必到。

上课并没有讲义，他用口讲，我用笔记，而且尽量记得详细完整。

他讲了一年，我一堂课也没有缺过。

汤先生与胡适之先生不同，不是口若悬河的人。

但是他讲得细密、周到，丝丝入扣，时有精辟的见解，如石破天惊，令人豁然开朗。

我的笔记至今还保存着，只是&ldo;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rdo;了。

此外，我因为感到自己中国音韵学的知识欠缺，周祖谟先生适开此课，课堂也在三楼上，我也得到了周先生的同意去旁听。

周先生比我年轻几岁，当时可能还不是正教授。

别人觉得奇怪，我则处之泰然。

一个系主任教授随班听课，北大恐尚未有过，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能者为师。

在学问上论资排辈，为我所不取。

然而我心中最大的疙瘩还没有解开：旧业搞不成了，我何去何从?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阅书时，因为觉得有兴趣，曾随手从《大藏经》中，从那一大套笔记丛刊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史和德国人称之为&ldo;比较文学史&rdo;（vergleichendeliteraturschichte）的资料。

当时我还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虽然在下意识中觉得这件工作也是十分有意义的，非常值得去做的。

回国以后，尽管中国图书馆中关于印度和比较文学史的书籍极为匮乏，但是中国典籍则浩瀚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