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1928年，应该上三年级了。

但是日寇在济南制造了&ldo;五三惨案&rdo;，杀了中国的外交官蔡公时，派兵占领了济南。

学校停办，外地的教员和学生，纷纷逃离。

我住在济南，只好留下，当了一年的准亡国奴。

第二年，1929年，奉系的土匪军阀早就滚蛋，来的是西北军和国民党的新式军阀。

王老状元不知哪里去了。

教育厅长换了新派人物，建立了全省惟一的一所高中：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表面上颇有&ldo;换了人间&rdo;之感，四书、五经都不念了，写作文也改用了白话。

教员阵容仍然很强，但是原有的老教员多已不见，而是换了一批外省的，主要是从上海来的教员，国文教员尤其突出。

也许是因为学校规模大了，我对全校教员不像北园时代那样如数家珍，个个都认识。

现在则是迷离模糊，说不清张三李四了。

因为我已经读了两年，一入学就是三年级。

任课教员当然也不会少的;但是，奇怪的是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的教员的姓名我全忘了，能记住的都是国文教员。

这些人大都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作家，什么胡也频先生、董秋芳（冬芬）先生、夏莱蒂先生、董每戡先生等等。

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尽管有的先生没有教过我。

初入学时，国文教员是胡也频先生。

他根本很少讲国文，几乎每一堂都在黑板上写上两句话：什么是&ldo;现代文艺&rdo;?&ldo;现代文艺&rdo;的使命是什么?&ldo;现代文艺&rdo;，当时叫&ldo;普罗文学&rdo;，现代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

它的使命就是革命。

胡先生以一个年轻革命家的身份，毫无顾忌，勇往直前。

公然在学生区摆上桌子，招收现代文艺研究会的会员。

我是一个积极分子，当了会员，还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准备在计划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无非是一些肤浅的革命口号。

胡先生的过激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准备逮捕他，他逃到上海去了，两年后就在上海龙华就义。

学期中间，接过胡先生教鞭的是董秋芳先生，他同他的前任迥乎不同，他认真讲课，认真批改学生的作文。

他出作文题目，非常奇特，他往往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随便写来，意思就是让学生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相当长的作文，是写我父亲死于故乡我回家奔丧的心情的，董老师显然很欣赏这一篇作文，在作文本每页上面空白处写了几个眉批：&ldo;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

&rdo;这真正是正中下怀，我写文章，好坏姑且不论，我是非常重视节奏的。

我这个个人心中的爱好，不意董老师一语道破，夸大一点说，我简直要感激涕零了。

他还在这篇作文的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说我和理科学生王联榜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的虚荣心又一次得到了满足。

我之所以能毕生在研究方向迥异的情况下始终不忘舞笔弄墨，到了今天还被人称作一个作家，这是与董老师的影响和鼓励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