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的居室就在园门口旁边，常见他走过花园到后面的课堂中去上课。

他教书同以前的老师完全不同。

他不但不讲《古文观止》，好像连新文学作品也不大讲。

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ldo;什么是现代文艺?&rdo;几个大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难懂了。

下一次上课，黑板上仍然是七个大字：&ldo;什么是现代文艺?&rdo;我们这一群年轻的大孩子听得简直像着了迷。

我们按照他的介绍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

那时候，&ldo;马克思主义&rdo;这个词儿是违禁的，人们只说&ldo;普罗文学&rdo;或&ldo;现代文学&rdo;，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了解。

有几本书的作者我记得名叫弗里茨，以后再也没见到这个名字。

这些书都是译文，非常难懂。

据说是从日文转译的俄国书籍。

恐怕日文译者就不太懂俄文原文，再转为汉文，只能像&ldo;天书&rdo;了。

我们当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怀着朝圣者的心情，硬着头皮读下去。

生吞活剥，在所难免。

然而&ldo;现代文艺&rdo;这个名词却时髦起来，传遍了高中的每一个角落，仿佛为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辉。

我们这一批年轻的中学生其实并不真懂什么&ldo;现代文艺&rdo;，更不全懂什么叫&ldo;革命&rdo;。

胡先生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解释。

但是我们的热情却是高昂的，高昂得超过了需要。

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学校大权当然掌握在他们手中。

国民党最厌恶、最害怕的就是共产党，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这样的气氛下，胡先生竟敢明目张胆地宣传&ldo;现代文艺&rdo;，鼓动学生革命，真如太岁头上动土。

国民党对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胡先生却是处之泰然。

我们阅世未深，对此完全是麻木的。

胡先生是有社会经历的人，他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害。

可是他也毫不在乎，只见他那清瘦的小个子，在校内课堂上，在那座大花园中，迈着轻盈细碎的步子，上身有点儿向前倾斜，匆匆忙忙，仓仓促促，满面春风，忙得不亦乐乎。

他照样在课堂上宣传他的&ldo;现代文艺&rdo;，侃侃而谈，视敌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没有敌人的敌人阵中。

他不但在课堂上宣传，还在课外进行组织活动。

他号召组织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由几个学生积极分子带头参加，公然在学生宿舍的走廊上，摆上桌子，贴出布告，昭告全校，踊跃参加。

当场报名、填表，一时热闹得像是过节一样。

时隔60年，一直到今天，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当时的笑语声还在我耳畔回荡，留给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见了。

有了这样一个组织，胡先生还没有满足，他准备出一个刊物，名称我现在忘记了。

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现代文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