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了1946年的夏天，我才从国外回到上海。

去国十年，飘洋万里，到了那繁华的上海，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曾在克家的榻榻米上睡过许多夜。

这时候，西谛先生也正在上海。

我同克家和辛笛去看过他几次，他还曾请我们吃过饭。

他的老母亲亲自下厨房做福建菜，我们都非常感动，至今难以忘怀。

当时上海反动势力极为猖獗。

郑先生是他们的对立面。

他主编一个争取民主的刊物，推动民主运动，反动派把他也看做眼中钉，据说是列入了黑名单。

有一次，我同他谈到这个问题。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面孔一下子红了起来，怒气冲冲，声震屋瓦，流露出极大的义愤与轻蔑。

几十年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光风霁月，菩萨慈眉;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有另一面：疾恶如仇，横眉冷对，疾风迅雷，金刚怒目。

原来我只是认识了西谛先生的一面，对另一面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现在总算比较完整地认识西谛先生了。

有一件事情，我还要在这里提一下。

我在上海时曾告诉郑先生，我已应北京大学之聘，担任梵文讲座。

他听了以后，喜形于色，他认为，在北京大学教梵文简直是理想的职业。

他对梵文文学的重视和喜爱溢于言表。

1948年，他在他主编的《文艺复兴&iddot;中国文学专号》的《题辞》中写道：&ldo;关于梵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血脉相通之处，新近的研究呈现了空前的辉煌。

北京大学成立了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几位都是对梵文学有深刻研究的。

……在这个&lso;专号&rso;里，我们邀约了王重民先生、季羡林先生、万斯年先生、戈宝权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们写这个&lso;专题&rso;。

我们相信，这个工作一定会给国内许多的做研究工作者们以相当的感奋的。

&rdo;西谛先生对后学的鼓励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解放后不久，西谛先生就从上海绕道香港到了北京。

我们都熬过了寒冬，迎来了春天，又在这文化古都见了面，分外高兴。

又过了不久，他同我都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后派出去的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到印度和缅甸去访问。

在国内筹备工作进行了半年多，在国外和旅途中又用了四五个月。

我认识西谛先生已经几十年了，这一次是我们相聚最长的一次，我认识他也更清楚了，他那些优点也表露得更明显了。

我更觉得他像一个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孩子，胸怀坦荡，耿直率真。

他喜欢同人辩论，有时也说一些歪理。

但他自己却一本正经，他同别人抬杠而不知是抬杠。

我们都开玩笑说，就抬杠而言，他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应该选他为&ldo;抬杠协会主席&rdo;，简称之为&ldo;杠协主席&rdo;。

出国前在检查身体的时候，他糖尿病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有几个&ldo;+&rdo;号。

别人替他担忧，他自己却丝毫不放在心上，喝酒吃点心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