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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2页）

颁行全国。

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的翰林。

翰林有红有黑，红黑之分在文字通不通。

徐世昌是个不大通的黑翰林，从未当过考官，亦未派过“撰文”

的差使，郁郁不得志好几年，自然而然想到“穷则变，变则通”

那句话。

恰好袁世凯奉旨在小站练兵，需人相助，而徐、袁是故交，据说徐世昌由河南进京会试的盘缠，还是袁世凯送的。

有此渊源，徐世昌便以翰林身份，纡尊降贵，做了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的幕僚。

到得戊戌政变，袁世凯出卖谭嗣同，向荣禄告密而有功；接着是庚子之乱，在山东巡抚任内处理“拳匪”

得当而为中外交赞，袁世凯就此飞黄腾达，徐世昌亦随之扶摇直上，入阁拜相。

不过，他对袁世凯的帮助亦很大。

武昌起义，袁世凯复起，终于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得以骗得隆裕太后的一纸逊位诏书，主要就是靠徐世昌在朝中的运作。

民国肇建，徐世昌以遗老的身份，侨寓青岛。

民国三年，袁世凯左右杨士琦的淮系与梁士诒的粤系，势如水火，积不相容，淮系通过袁克定说动袁世凯，强邀徐世昌出任新设的国务卿，以分梁士诒的公府秘书长之权。

到得帝制议起，徐世昌表面沉默，暗中反对，最后辞职，隐居天津。

这一次重作冯妇，是帮老朋友的忙来收拾残局。

他的想法是，袁世凯取消帝制的申令一发表，各方讨袁的军事行动，没有再持续的理由，西南各省可望取消独立，而袁世凯的大总统的职位，亦就可以设法保全了。

当然，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徐世昌除了冒用北洋大将而亦反对帝制的段祺瑞，以及原是副总统而为“洪宪皇帝”

封作“武义亲王”

的黎元洪的名义，打电报给发动护国战争的蔡锷等人，说“公等目的已达，请妥商善后办法”

以外，又请出五个人来做调停人。

这五人之中，两个是武昌起义以后南北议和的总代表伍廷芳、唐绍仪，一个是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一个是在江南具极大声望、曾经教袁世凯读过书的南通状元张謇，再一个是康有为。

大家都认为西南护国战争是梁启超所策划，而梁启超是康有为的掌门弟子，蔡锷便是康有为的“小门生”

，万一康有为肯管此闲事，西南的情势，即可缓和。

这自然是妄想！

康有为睚眦之怨必报，何况有戊戌告密那一段超级不共戴天之仇！

早在袁世凯称帝之初，他便有一通五千言的长函致“慰庭总统老弟”

，嬉笑怒骂，刻薄到家，其中骂得最痛快的一段是：“常人仕宦至出将入相，终有归老之时，假令公四年前汗病，不幸溘逝，已极人生之望矣！

况公起布衣，而更将相，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今又称制改元，衮冕御冠，而临轩百僚，奏臣陪位，已数阅月，亦足自娱矣！

公自审其才，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而地位乃为羿浞、王莽，势变之险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择地而蹈，徘徊依恋，不早引去，是自求祸也。

《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故天怒人怨，不助不佑，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

这话在康有为看，是幸而言中，何肯管此闲事？此外伍廷芳敬谢不敏，唐绍仪反唇相讥，汤化龙力劝引退，张謇则婉转陈词，亦无非劝袁世凯急流勇退而已。

最使得袁世凯寒心的是，他原寄望于一手培植的江苏督军冯国璋能听从他的要求，联络未独立各省的督军、巡按使通电拥袁，好作为他恋栈的借口。

哪知冯国璋的答复是：“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

，趁早“尊重名义，推让治权”

；又说：“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生”

，言外之意，如果袁世凯不辞大总统，不“推让治权”

，他为了公义，亦会举兵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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