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孤立主义者敦促美国在欧洲冲突中保持&ldo;中立&rdo;的主张，促使美国政府开始对美国人的对外慈善事业进行法律监督。

许多美国人害怕向西班牙等内战中的国家提供大规模赈济有可能使美国卷入欧洲的战争。

在这些人施加的压力下，国务院开始对海外救济工作实行官方监督。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杰拉尔德&iddot;奈伊领导的参议院军需品调查委员会举行了多次大肆渲染的听证会，似乎要表明，美国完全是受了贪婪的银行家和军火制造商的诱骗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跟着，出现了一系列&ldo;中立的&rdo;行动，旨在限制美国的贷款，监督美国的捐款，以防止美国卷入另一场战争。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联邦政府已有监督和审查美国对交战国各种形式的援助的法定责任。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通过的《中立法》只允许以&ldo;现购自运&rdo;的方式输出武器和军需品。

甚至在迟至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通过《租借法案》时，美国人仍试图保持其一贯的区别对待的做法，即将公民出于慈善或意识形态上的动机而进行的自愿捐赠与政府在国际金融和外交政策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分开。

美国对外援助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副产品。

它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慈善、财政、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动机交织在一起，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对外援助也偶然会把和平时期的技术、态度和制度与战时的技术、态度和制度混在一起，这促使美国对外关系中出现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美国人民既不处于战争中也不处于和平状态。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敌对行动在一九四五年就结束了，但在一九五一年以前，美国尚未批准与日本或德国的最后和约。

同时，杜鲁门总统在两党的共同支持下，创立了一种新的外交，它或许是第一个具有美国特色的、与遥远国家打交道的模式。

它之所以具有美国特色，是由于它并非一种新的外交哲学的产物，而是一系列为眼前需要而精心安排的计划。

它第一次企图把美国人的才智，事业心、技术知识和财富用于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一九四三年，战争尚未结束，就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来帮助刚得到解放的人民。

虽然有四十四个国家加入救济总署，但美国却支付其活动经费的百分之七十二。

美国政府通过救济总署提供了二十七亿美元。

但是由于美国正走向新的乐善好施的外交时代，即使这个数额也很快就变得极其渺小了。

杜鲁门总统从来没象富兰克林&iddot;罗斯福总统那样对于与苏俄长期合作抱乐观的态度。

一九四七年初春，他开始相信不能再等待了，必须马上表明美国制止苏联统治世界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