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领域里面的工作，包括我们如何能够以最佳方式培训人们，让他们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时时提防自己，降低使自己成为犯罪受害人的机会。

我还会继续为一些公司和其他机构提供自己的咨询，告诉他们如何对威胁产生

反应，并组织他们的保安措施，使其达到最佳效果。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阿比&iddot;汉弗

雷的绑架案，因为女王医疗中心的监控摄影机的定位极不科学，它们提供的照片成

为那次调查活动当中最有毁灭作用的一个因素。

它的质量也很差，根本都没有什么

用途，但是，就这些东西是否应该扔掉，或者是否应该装在公众看得见的地方的问

题还产生了激烈的辩论。

最值得注意的是，从那家医院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部分却无

法取出那个&ldo;护士&rdo;的照片，而那个地方往往是风险最高的。

我还记得亨氏婴儿食

品案，当时，心理学建议证明在确定警方调查反应方式时起了关键的作用。

从研究的角度看，我们知道是什么东西促使一些人去杀人的，因此必须找到一

些方法来利用这种知识，并在事件发生的中间就阻止他们。

这种紧迫性在登布莱因

小学可怕的扫射案中得到最强烈的支持。

根据我所掌握的跟托马斯&iddot;汉密尔顿有关

的少数材料，我都可以看出，已经有足够多的早期信号表明：&ldo;让我们夺掉这个家

伙手中的枪吧。

&rdo;

我并不是说那样的杀人行动就一定能够逆转。

哪怕没有枪，汉密尔顿先生也有

可能找到别的办法来杀死登布莱因小学的那些孩子，但是，正如后来的事实一样，

他手上有这么一件凶器，夺掉他的枪之后，至少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已经有某些事

情不大对劲了。

1992年6月，我为内政部完成了《罪犯心理描述国际评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