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以后，在1945年12月25日，我又参观了沙大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弥撒。

我从那一天的日记中摘抄一段：

今天沙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弥撒，我们到了stnilas大教堂，里面的人已经不少了。

停了不久，仪式也就开始了。

一群神父把沙主教接进去，奏乐，唱歌，磕头，种种花样。

后来沙主教下了祭坛，到一个大笼子似的小屋子里向信众讲道。

讲完，又上祭坛。

大弥撒才真正开始，仍然是鞠躬，唱歌，磕头，种种花样，一直到11点半才完。

以上是我这样一个教外人士对瑞士天主教的一点具体的印象和回忆。

在这以前或以后，我都同天主教没有任何接触。

同住在圣&iddot;朱斯坦公寓的一位田神甫，同我长谈过几次关于宗教信仰和上帝的问题，看样子是想&ldo;发展&rdo;我入教。

可惜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细胞，也可以说没有任何宗教需要的俗人，辜负了他的一片美意。

解放后，我在北京见到他，他已经脱下僧装换俗装，成家立业了。

我们没有再长谈，没有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不便问他。

我只慨叹人生变化之剧烈了。

在弗里堡我还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其中最突出的是认识了几个德国和奥国学者，当然都是说德语的。

首先要提到的是弗里茨&iddot;克恩（fritzkern）教授。

他原来是德国一所大学‐‐记得是波恩大学‐‐的历史教授，思想进步，反对纳粹，在祖国呆不下去了，被迫逃来瑞士。

但是在这里无法找到一个大学教席，瑞士又是米珠薪桂的地方，他的夫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到弗里堡附近一个乡村神甫家里去当保姆。

这位神甫脾气极怪，又极坏，村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tepate（暴风雨），具体形象地说明了他的特点，脾气一发，简直如暴风骤雨。

在这样一个主人家里当保姆，会是什么滋味，一想就会明白。

然而为了糊口养家，在德国一般都不工作的教授夫人，到了瑞士，在人屋檐下，焉得不低头，也只有忍辱吞声了。

教授年纪已经过了五十，但是精力充沛，为人豪爽，充分表现出日耳曼人的特点。

我们萍水相逢，可以说是一见如故。

有一段时间，我们俩几乎天天见面，共同翻译《论语》和《中庸》。

他有一个极其庞大的写作计划，要写一部长达几十卷的《世界历史》，把中西各国的历史、文化等等从比较历史学和比较文化学的观点上彻底地探讨一番。

研究中国的经典也是为这个庞大计划服务的。

他的学风常常让我想到德国历史上那一些universalnie（多学科巨匠）。

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说他幻想过多，他一笑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