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显然试图弱化对困难增大的印象，回避了对形势作客观分析。

1990年计划制定者证实了困难的形势，货币发行量过大，或者如后来流行的说法是&ldo;钱棚&rdo;太大了，以致钱不成其为钱，即货币不再履行必要的流通、支付和储蓄手段的功能；对国家的信任一落千丈，因为任何地方的国家都是维持本国货币价值的保证，经济中的血液循环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交换变成通过实物支付来进行。

《奔向自由》第二部分历史的转折：一个目击者的思考（3）

在决定经济改革的紧迫措施时，应该从这样严酷的现实出发。

显然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市场过渡计划是需要的，也是很好的，而这个计划的最后定稿工作却几乎拖了两年（从1987年中央六月全会起），这更令人觉得不可原谅。

但是面对即将发生山崩的危险，需要不等最后修订定稿，就立即以清醒的理智为依据，坚决而切合实际地行动，应该哪怕先改善一个最让人担心的领域‐‐货币流通和消费市场的现状，然后再根据总的战略继续推进。

在当时讨论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中，有人不仅提出涨价和提高税额，而且提出发行以紧缺耐用品偿付的债券、进口大量食品和其他消费品、提高存款的利率。

其中许多措施都十分合理。

但是重点应该放在商品供应上，以吸引国内的生产潜力。

这时当然出现了一个怪圈：为了扩大生产和市场的商品供应，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刺激因素，但是没有额外的商品供应市场，这样的刺激因素就不会出现。

首先看到的出路是，借助把部分国家资产投入市场周转并发行类似1920年代的&ldo;切尔沃涅茨&rdo;苏联1922年至1947年流通的面额为10卢布的钞票。

‐‐译者注那样的足值货币来扩大商品供应。

然后可以把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一步一步地纳入市场运行的条件中，鼓励在农村建立和发展小型的建筑、加工等工业企业，在城镇建立和发展手工业和合作社生产。

但类似的市场过渡道路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

政府考虑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马上就实行逐步配套的市场改革，同时相应地逐步削弱行政调控。

可是中国成功地推行市场自由，起先只在选定的经济领域里实行，并不打算马上就改造其他的领域，他们先解放农民，使他们摆脱传统体制下半农奴制的依附关系，把农产品生产者和其他的经济即国家的关系转而置于市场基础之上，然后在确信已取得成功后才开始扩大市场经济成分，把工业也纳入其中。

我国显然不愿意这样做，仍在农业领域保持最僵硬的行政监控，在这种行政监控压制下刚产生的农场业奄奄一息，国家依然按照固定的、远不是市场价格垄断收购农副产品，而且还用种种苛捐杂税压得农村透不过气来，不给农村以贷款支持。

尼&iddot;伊&iddot;雷日科夫1989年12月底在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经济改革计划，与会的许多代表对这一计划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报告人看来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反应，感到不知所措，最后甚至像一个受了委屈、要大哭一场的孩子，不过四分之三的多数代表就他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健全经济的措施、经济改革的阶段和制定第13个五年计划的原则方法》的决议。

正如可以料到的那样，这个决议又一次成为一纸空文，很快被现实生活一笔勾销。

这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经济艰难形势日益明显，人们发现代表大会赞同的措施远远不够，如米&iddot;谢&iddot;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他认为雷日科夫的计划背离了1987年中央六月全会决议，重新回到了行政命令体制。

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中，温和改革派‐专家治国论者和较激进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派开始了气急败坏的拔河比赛。

可是经济崩溃不可逆转地越来越近，有给改革带来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的危险。

各加盟共和国分离主义倾向日益严重，消费市场分崩离析，1991年8月成了转折点，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动的叛乱失败，加速了苏联解体和苏联第一任总统‐‐米&iddot;谢&iddot;戈尔巴乔夫的下台。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改革刹了车，被强行中断了呢？今天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回答。

历史无疑会作出判断，现在不必急于让它作出结论。

依我看，几个政治上的失误起了致命的作用。

第一，对苏联联邦体制的民主改革重要性认识不足，这一改革的准备工作做得过迟。

第二，没能保证改革进程的可控性，即没能及时对苏共进行改革，团结党内的改革派。

第三，对社会意识的惯性、社会中大部分人的布尔什维克思维方式及其喜欢激进革命变革的偏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当时需要的是谨慎从事，逐渐推进。

第四，忽视了本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新经济政策、1920年代货币改革的经验，还忽视了市场和非市场（由计划行政方法调控的）经济成分长期共存的可能性。

不必用过去经济遗产包袱沉重或大部分居民对急剧变革思想准备不足来解释失败的原因，这两个原因无疑都有，但我认为，我们灾难的根子首先是政治精英不成气候，这既指旧的、盲从的教条主义政治精英（这样的人占多数），又指新的民主改革派政治精英，因为这两部分人都是在行政指令体制的环境中成长的。

政治精英不能应对历史变革的挑战‐‐从政治精英的道德水平，政治上的成熟、起码的诚信和良心标准，对国家和人民责任心的认识来看都是如此。

政治精英不能领导革新进程，不能带领绝大多数人前进，不能将社会力量引导到正确的方面。